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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二十八，天阴得像块浸饱了水的灰布，沉甸甸地压着，却又挤不出多少雨点来，只是把潮气一丝丝地、无孔不入地渗进衣裳骨缝里，让人从里到外都泛着一股黏腻的、甩不脱的烦闷。
陈醒坐在她的小书桌前，觉得那旧木板垫起来的桌面，似乎比往常更硌手了些。窗外弄堂里的声气，比起前两日游行刚散时的躁动，添了几分更深的、难以言喻的凝重与不安。消息像长了翅膀，又像顺着阴沟污水蔓延的苔藓，悄没声息地就钻进了各家各户的门缝。
先是卖菜回来的赵家媳妇，挎着空了一半的篮子，脸色发白，在井台边压低了嗓门，跟几个相熟的女人嘀嘀咕咕：“不得了了……听说南京那边，学生们闹翻天了！”
“哪能（怎么）讲？”有人凑近问。
“成千上万的学生仔，还有工人，跑到国民政府和那个……中央党部门口去咧！喊口号，递请愿书，要政府立刻对寇宣战，出兵收复东北！”赵家媳妇声音发颤，不知是激动还是害怕，“人山人海，警察都拦勿牢！”
“后首来（后来）呢？”
“后首来……”赵家媳妇咽了口唾沫，眼神闪烁，“听讲冲突起来了，学生们冲了进去，外交部的王……王部长，被……被打了！”
“啊？！”一片低低的惊呼。女人们面面相觑，脸上血色褪去几分。冲击政府，殴打部长——这在他们朴素的认识里，简直是天塌地陷般的大事。比游行喊口号，性质严重了何止十倍。
“真格打啦？”有人不信。
“哪能勿真！传得有鼻子有眼！讲王部长头上都挂彩了，医院都送进去了！”赵家媳妇赌咒发誓，“我男人拉车听坐车的先生讲的，那些先生也在议论，讲‘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’，这下闹大发了……”
消息在弄堂里发酵，滋生出各种复杂难言的情绪。赵爷爷蹲在自家门槛上，闷头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里，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更显愁苦，偶尔重重磕一下烟锅，火星四溅，骂一句含混的：“逼上梁山……逼上梁山啊……”不知是说学生，还是说政府。
宁波阿婆的烟纸店倒是又开了，但生意清淡。她坐在柜台后，手里做着针线，耳朵却竖着，听着门外零星的议论，偶尔摇头叹息：“作孽啊……学生仔也是被逼得没办法。可这动手打人……总归……唉。”
父亲陈大栓今天回来得特别早，脸色铁青，把车往过道一靠，掀帘进来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半天没吭声。母亲端上热水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外头……都说南京那边……”
“嗯！”陈大栓从鼻子里重重哼出一声，端起碗灌了一大口，水有些烫，他嘶了一声，更添烦躁，“无法无天！真真是无法无天了！学生打部长……这、这成何体统！”他骨子里那套“民不与官斗”的老旧观念根深蒂固，虽然痛恨东洋人，也对政府不抵抗憋着火，但听到学生直接冲击中枢、殴打高官，还是感到一种本能的惊惶与不适。
“可……可政府要是一直不吭声，东北……”母亲怯怯地插了一句。
“那也不能这么乱来！”陈大栓猛地提高声音，“这么闹，就能把东洋兵闹走了？只会让上面更乱！到时候……哎！”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说不下去。混乱的时局让他这个最底层的拉车夫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无力。支持学生？觉得他们莽撞。同情政府？又恨其不争。
陈醒静静地听着，没有参与父母的议论。她的心也被南京的消息揪紧了。殴打外交部长，这个在历史书上见过名字的事件，此刻以如此鲜活、甚至有些粗暴的方式呈现在耳边。她能想象那场景：年轻的热血与官僚的冷脸碰撞，积压的悲愤终于突破临界，化作失控的拳头。这不是她所熟知的那种井然有序的抗议，而是绝望下的激烈爆发。效果如何？或许能震慑一下麻木的官僚，但后续的镇压与清算，恐怕也会接踵而至。
她走到窗边，望着铅灰色的天空。她没有去游行的勇气（或者说，深知危险性），也没有渠道像沈伯安那样组织实质性的援助。她只有一支笔，一叠纸，和一颗被时局炙烤得不得安宁的心。
“督促当局作为……”她低声重复着这个词。用文字，怎么督促？像之前那样写《江畔的沉默与街头的声音》，剖析沉默与呐喊，更多是唤起共鸣，是精神上的声援。面对学生直接冲击中枢这样的激烈行动，她的笔，需要更锐利，更需要……策略。
直接批评政府懦弱，呼吁对日宣战？那样的文章，恐怕连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也未必敢登，即使登了，署上“陈醒”的名字，带来的可能是难以预料的风险。她才刚刚起步，家庭刚刚有转机，租界梦还未实现，她不能轻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聚光灯下。
需要一个新笔名。一个既能发声，又能适当遮蔽自己的身份。
她坐回书桌前，铺开一张新的毛边纸。钢笔在指尖转动，冰凉的触感让她冷静。叫什么好？要有点意味，又不能太直白张扬。
“未名……”她轻轻念出两个字。未知其名，不欲其名。让文章本身去说话，让观点去碰撞，作者隐于幕后。这或许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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